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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按比例招生”是一把多刃剑

“高校按比例招生”政策是一把多刃剑，对新疆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其时间之长危害之深，实乃用语言难于表述。安尼瓦尔·阿木提校长在文章中曾总结当前新疆高等教育的9大问题。。。。。。但还不是全部，特别是没有涉及到在疆工作的汉族干部心态的变化。1977年“高校按比例招生”一出台，全疆基层的汉族干部受到极大的震动，逐渐出现“一走二冷”的局面。

“一走”是指汉族干部纷纷离开新疆，一走了事。1977年基层县的汉族中小学的整体教育水平也很低，特别是一些偏远的小县，恢复高考以后很多县多年来都没有汉族子女考上大学。但是人们看到民族学生可以“零分”或“接近零分”升大学，心里不由得产生强烈的不平衡。随后各地、特别是南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干部流动。他们往往先把孩子送到关内或者乌鲁木齐学习，然后再把妻子调走，最后再以“夫妻分居”的借口调离所在地，与新疆基层彻底的“拜拜！”

必须指出，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地、县的干部和技术骨干，其中相当部分是1949年扛着步枪跟着王震将军从甘肃酒泉步行到新疆、首批转业到地方的公社基层领导。他们许多人能说地道的维吾尔语，并带着妻儿长期工作在乡村；还有相当部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新疆工作的关内高校毕业生。这两部分人到新疆来把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边疆建设。也是他们，在文革中保持了新疆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他们从没有向组织要求过照顾。然而文革结束，本该是他们更好地发挥力量的时候，“高校按比例招生”严重破坏了他们的情绪。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不得不走。必须指出，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同胞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就是要建设好新疆，让边疆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年年好起来，并超过周边国家。“高效按比例招生”政策实际上否定这一点。它瓦解了我们党经过几十年才建设起来的边疆基层干部队伍。

“二冷”是对待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冷漠。“高校按比例招生”政策导致大批汉族干部离开新疆，“冷漠”和“袖手旁观”成了留下汉族干部的通病。黄家庆先生的文章有一节《各族人民对教育质量的强烈意见》列举了1984年6月区人大六届二次全委会第61、377、582、894号有关民族教育的议案，全是清一色的少数民族代表写的。2001年1月15日，正值自治区两会召开，《新疆经济报》发表了《南疆代表呼吁汉语教学》，那都是民族代表在呼唤。连人代会的汉族代表都对民族教育状况保持沉默，还能期望普通干部热心起来吗？当然不可能！

这里必须指出：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同胞也有他们的合理的切身利益。“两个离不开”不是个人离不开个人，而是共同利益相互离不开。照顾民族同胞的利益，这是汉族同胞天经地义的责任；但政府如果不保护汉族同胞的利益，少数民族的利益就得不到根本保证。遗憾的是至今许多人还不明白民汉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回顾历史，新疆也有人对“高校按比例招生”政策提出异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有幸参加自治区首次民族问题讨论会，当时曾有维吾尔学者质疑，认为这项政策是在“愚弄”和“毒害”民族同胞，建议政府取消这项政策。遗憾的是，这位民族学者的正确意见并没有引起领导层的注意。主要原因是当时的领导层有心理障碍。他们最害怕破坏“稳定”，错误地认为“高校按比例招生”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新疆形势演变的过程不是这样的。打倒“四人帮”后，自治区最先出台的政策就是“高校按比例招生”，接着出现骨干队伍的“孔雀东南飞”，然后才有三股反动势力动乱。背离邓小平理论，就不可能给新疆带来稳定。我们应该永远汲取这个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