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Evan Osnos

在四月十五日早上，一家中国网站——新浪网上出现了一个名为“2008，中国站起来”的短片。这个视频的来源不是很清楚。它与一般的youtube视频不同，除了几个初始字母"CTGZ”以外，它没有发布者，没有讲解人，也没有签名。

这是一个自制的纪录片，打开之后会出现一幅色彩鲜艳的毛泽东的画像，阳光从他的脑后射出万丈光芒。一阵管弦乐打破沉寂，伴随着鼓声震耳欲聋。这时黑色的屏幕上用中英文闪出了一句毛泽东的名言“帝国主义永远不会放弃侵略我们的野心”。然后切换到当今的一些照片和新镜头以及一些谋反叛乱的激烈镜头，这些都是中国今年发生的一些闹剧、阴谋和自然灾害。中国暴跌的股市（因为外国投机疯狂的操纵了中国的股价，玩弄了中国的新兴股民，害他们损失惨重）；百姓因通货膨胀而苦恼，现在连猪肉都成了一种奢侈品。接着出现警告：这是全球货币战的开端，西方人想让中国人为美国的金融问题买单。

之后屏幕又出现了一群暴徒在西藏省会拉萨打砸抢的画面。屏幕上闪过“所谓的和平抗议”，音乐也随之渐增。然后是西方媒体批评中国画面的蒙太奇，说这些都是谣言，歪曲了事实。镜头上出现CNN,BBC和其他媒体的标志，然后又有约瑟夫的头像。音乐达到高潮时，屏幕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显然，这背后是一场针对中国的阴谋。一场新的冷战。”音乐有转为胜利之声，画面变成中国的跨栏冠军刘翔高举象征和平和友谊的火炬，站在天安门前。不过之前也是一个叛变镜头：在巴黎，抗议者企图从火炬手手中抢过火炬，结果被安保人员制服。它将其解释为新时代的“长征”。影片的结束画面是一面在阳光下鲜红的五星红旗和一句郑重的承诺：“我们要站起来，要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这个只有六分钟的视频现在被传到了youtube上，它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仇视外国对于中国举办2008奥运会的批评。三月西藏暴乱后，中国的民族情绪就开始高涨。对于批评，中国人表现出了少见的愤怒。很多人扬言要到法国的连锁超市家乐福门口示威，因为他们认为法国支持藏独分子。中国一家与雅虎齐名的门户网——搜狐的创建者和 CEO,张朝阳也在网上呼吁大家抵制法国货，让那些偏见的法国媒体和公众清醒清醒。张朝阳曾在麻省理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当美国众议长南希佩洛西指责中国对于西藏问题的处理时，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称她很讨厌。另一家官方媒体——《瞭望新闻周刊》也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把北京奥运会变成一个渗透和破坏中心。网上的匿名留言则写的更无礼。在一个半官方报纸般的论谈里，一位评论者写到：“谁再用嘴放屁，我就用屎堵死他！”另一人则说：“给我一把枪吧！不要对敌人有半点怜悯。”虽然并不是很多中国人都这样，但是对于已经收到威胁的外国记者们来说，这是不能忽视的。（在北京时，我的传真机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我清楚中国的情况，否则我和我的家人就会死）

仅在一周半的时间，CTGZ发布的这个视频的点击率就高达百万，也有上万人留下了认同的言论。它成了该网上第四大热门视频。平均每秒大概就有两个人在点击。它像一个自告奋勇的先锋，成了捍卫中国名誉的宣言。中国人称这种社会上的爱国人群为愤青，也就是愤怒的年轻人。

在天安门学潮镇压十九年之后的这个春天，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再次站了起来——这次他们是为了保卫主权和成功，而非追求民主自由。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学院的创建者尼克拉斯· 尼葛洛庞帝曾预言，互联网的全球化会改变我们的国家认同感。他曾说国家会像樟脑丸一样，从固体到气体直接蒸发，而且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会比天花还小。可是在中国，事实却不是这样。

我有一个经常上网的中国年轻朋友，他通过追踪CTGZ找到了一个邮箱地址，这是唐杰的邮箱，他在上海，今年28岁，是一个研究生。这也是他的首个自制视频。几周之后，我在中国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门口见到了他。这座现代化校园从一对三十层高的钢架玻璃塔下辐射出来，走过塔就可以到一家公司的总部。他穿着一件干净的浅灰蓝色棉布衬衫，卡其色裤子和黑色的鞋子。长得也很有特色：明亮的褐色眼睛，圆圆的娃娃脸，下巴上一撮山羊胡，上唇和脸夹上有些胡须。看到我从出租车上下来，他鞠了一躬，还想给我付钱。

唐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他关于西方哲学的论文。他的专业是现象学，尤其是对主体间性概念的研究。这是德国的哲学家胡塞尔创立的理论，他和其他学者都影响了萨特。除了中文，唐还看得懂英语和德语，不过说的不是很流利，因此有时他不得不抱歉地转换语言和我聊。他现在还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唐很低调,说话声音很柔，有时小的像吹口哨。他笑起来也很内敛，感觉像在节省能量。娱乐方面，他会听一些中国的古典音乐，但他也很喜欢港星周星驰的搞笑影片。他为自己不随大流而自豪。而那个视频的名字 CTGZ则是源于古典诗词中的两个词：“长亭”和“公子”，和起来的意思就是坐在亭子里的贵族公子。中国的优秀大学生都会加入共产党。不过，因为担心会影响作为学者的客观性，唐没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叫了一些朋友，我们一起在一家叫胖兄弟的川菜馆吃了午饭，之后又去了他的寝室。他一个人住在一栋六层的楼里，楼房没有电梯，他的工作室还不到75平方英尺，感觉像被一个挑剔的人违章占领的图书馆的储藏室。房里到处是书，凳子上放着厚厚的目录。他的藏书几乎包括人类思想的各个方面：从柏拉图到老子，维特跟斯坦，培根，古郎士，海德格尔，可兰经。当唐想把床弄得宽点时，他就把边上的书堆的更高，最终书散了一屋。他只好把他们放在了前门边的厚纸盒里。

唐做到椅子上，我们聊了一会。我问他之前做这个视频时，是否想到它会这么流行。他笑着说自己只是表达出了共同的感受而已。

刘晨光坐他边上，他是政治学的博士生，宽宽的脸上充满笑容。他最近正在翻译哈佛保守型教授哈夫雷曼斯菲尔德的一本关于男子气概的书。躺在床上穿一件灰色运动衫的是雄文池，他在去年成为老师之前已经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了。曾可为坐在唐的左边，是一位苗条时髦的银行家。在进入金融领域前，他曾取得西方哲学的硕士学位。唐的朋友和他年龄相仿，都是家中第一个上过大学的人，而且对于西方思想都很有兴趣。

刘说：“中国在现代历史中很落后，因此我们一直在寻找原因，为什么西方能够变得那么强大。我们向西方学习。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这个梦想：通过学习西方而使自己变大强大。”

唐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有思想，真高兴我能见到他们，并且我现在开始怀疑是否应该把中国在这个春天的愤怒理解为心理问题。他们让我不要这样误解。

曾说：“我们学习西方历史很久了，对它也有很好的理解。我们觉得我们对于中国的爱，对于我们政府的支持，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我们对于问题思考得越深，它就越强烈。”

事实上，他们对于中国未来方向的思考与中国的主流是一致的。几乎有十分之九的中国人都同意中国现在走的道路。这是佩优研究中心在今年春天所调查的二十四个国家中最高的。（在美国只有十分之二的民众同意）。至于那种纯粹的爱国主义，他们给了我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最后计票时，日本得到了四千多万个签名，相当于西班牙的人口了。我问唐那个视频是怎么做的。他打开了联想笔记本电脑的桌面。他的电脑是奔四和1G的配置。他问我会不会用“电影制作”，这是一个编辑视频的程序。我说不会，还问他是否是从书上学的。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是在用电脑时从帮助菜单上学的，还开玩笑说我们应该感谢比尔·盖茨。

唐从拉萨三月暴动以来就一直非常关注新闻。与往常一样，除了中国媒体，他也会浏览一些欧美新闻网页。与同龄人一样，他也会避开政府的防火墙去看些网页。这个防火墙像个检察员，是个大型的数字渗透工程，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相左的政治观点传入中国。我的中国年轻朋友们都认为这个防火墙像一个游泳池边好管闲事的救生员——是临时的、无用的侵入。

为了逃避防火墙，唐一般用代理服务器上网——这是一个海外的数字连接站，通过它能够浏览一些被屏蔽的网页。因为没有电视机，他一般用电脑看电视。海外的中国学生也会传给他一些国外的新闻视频。（据国际教育机构数据，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大概有六万七千左右——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增了三分之二）。让他困惑的是，外国人却不太理解他这种年龄的人怎么能这样曲解检查制度 。

他解释说：“因为我们的制度使我们常常自我反省，问问自己是否被洗脑了。我们渴望通过不同的渠道获得信息。”他又说：“但是当你处在这种所谓的自由制度里时，你甚至都没想到自己被洗脑了。”

复旦论坛上充斥着外电对于西藏问题的各种报道，有时，这些新闻和观点却又有点矛盾。唐在网上看了很多外国媒体的报道，中国的网民说那些是误解，不公正的报道。他给我举了个例子：CNN公布过一张军用卡车压在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身上的图片，这是被剪过的。可是还有一个未剪的版本：一群示威者在周围埋伏，其中有人举着手，朝车上砸东西。在唐看来，剪过的照片像是有人故意要扭曲事实。（CNN为自己辩解说照片的内容绝对是事实）

他痛苦地说：“这真是笑话。”这些照片被写满批评言论，通过电子邮件传遍中国。人们还从伦敦的时代周刊、福克斯新闻、德国电台、法国广播上举出更多例子。这些只是一些新闻机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一个阴谋。这使唐这样的人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总觉得西方媒体会比较公正。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深深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唐以前总认为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家现代史上最开放、物质最丰富的时代，可是世界却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就像CNN的评论员杰克杰夫特所言，“中国扔像过去五十年一样，充满暴徒与恶棍”。这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之后CNN也为此道歉。唐和他的同龄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要如此煽动西藏问题——这只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而在唐看来，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西藏人的文明程度。在唐眼里，以西藏名义抵制北京奥运会和因不满美国对待切罗基族人而不参加盐湖城运动会一样毫无逻辑。

他试过在youtube上搜索一些中国视角的正面视频来澄清实施，可是除了一些支持西藏的英语视频，其它什么都没找到。虽然他现在很忙——和出版商签了合同，将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演说”和其他一些论文译成中文，但是他不能放弃维护祖国的名誉。

他说：“那我就想，好吧，干脆我自己做点东西。”

唐在开始做之前还回家了几天。因为是农忙季节，所以母亲让他回去帮助挖笋。

唐的家在杭州边上，是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家里四兄妹中最小的。由于没有计划生育，他的父母只好用粮食代作罚款。为 了生唐，家里交了两百公斤谷子。（他还开玩笑说：“我还不是很贵。”）

唐的父母都是文盲。他到了四年级才有了名字。大家一直叫他小四，因为他在家中排行第四。到需要名字时，他爸爸开始叫他唐杰，因为他很喜欢喜剧演员唐杰忠。唐杰忠演的阿伯特和卡斯特罗类的喜剧很出名。

唐很爱读书，且爱呆家里，话不多。他喜欢看科幻小说。他告诉我他能够说出这个题材的每部电影，比如“星球大战”。虽然不算出色，唐还是个好学生，而且他很有想法。大他七岁的姐姐唐晓玲告诉我，他不像其他孩子会把零用钱拿去买吃的，他会省下来去买书。唐的其他兄妹读到八年级后都辍学了，因此大家都是他为奇迹。他姐姐说：“如果他有想不出的问题，他就无法睡觉。而我们早就放弃了。”

到了高中，唐的成绩更好了。而且他还发明了一些东西拿到科博会展览过。不过他当时觉得很受挫。他说：“我发现科学对于人的生命无用。”当时他正好看到一本中文版的挪威小说，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叫《苏菲的世界》，作者是一个哲学老师乔斯坦·贾德。小说讲的是一个年轻姑娘遇见几位历史上伟大思想家的故事。唐说他是那时喜欢上哲学的。

在唐的家里并没有很浓厚的爱国情绪，不过他的成长期间却处处看看这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他在中学的时候，全国都在庆祝中国第一条主要国道的通车，这在几年之前就完工了。“它很出名，我们都觉得很自豪，因为至少我们也有国道了。”有一次我俩在上海的高速上开车时他面带微笑的回忆到，“现在国道通向全国，连西藏都有了。”

后来，唐的家乡也有了超市和网吧。（唐那时18岁，非常喜欢浏览白宫和美国航天局的网页，因为它们有专门给孩子看的版块，里面的英语比较简单。）唐之后考上了杭州师范大学，他很感谢国家和家里人给了他这个机会，他的其他兄妹都没有。2003年，他来到了复旦这个思想的殿堂。另一个学哲学的学生学马俊说他对哲学有一种挚爱，相对宗教般的信仰。他们之前就认识了。

在成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器之前，互联网在中国并未兴起。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NBC主持人鲍勃·科斯塔又开始数落中国：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台湾问题。之后他又怀疑中国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虽然那时中国的互联网才刚刚兴起（那时每一百个中国人才拥有五部电话），但是这些话很快在海外的中国人里传开了。时间真是不能再巧了：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和西化后，中国作家开始批判好莱坞的电影，麦单劳的食品和美国的价值观。那年春天，几个年轻中国学者写了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非常畅销，第一个月就卖了十万本。该书批判了中国跟随美国的做法，出国、外援和广告都抑制了国家的发展，并且认为如果中国不抵制这种“文化箝制”，就会成为奴隶。它还讲了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之后的那段屈辱的殖民史。那时的中国政府对于新思想的快速传播非常谨慎，最终封杀了这本书。但之后表达类似情感的书却层出不穷：《中国为什么可以说不》、《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国总是说不》。

亚力桑那大学教授徐武曾是中国的记者，他在自己2007年的书中写到“中国网民”一词。他们曾代表七万海外华人写信给NBC电台，要求其为科斯塔的话道歉。他们在网上募捐，在华盛顿邮报上登广告，痛诉科斯塔及其电台对中国“可耻的偏见和不友好”。NBC最终道歉，中国的网上激进主义从此诞生。

中国现在每天新增网民3500人。1998年，张朝阳创立中国第一个搜索引擎。次年春天，一架配有美国技术的北约飞机误朝中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扔了三颗炸弹。虽然美国向中国道歉了，且解释说是因为地图过时及数据不准。但是中国的爱国黑客袭击了美国的网页。他们自称为“红客”，取红字的音，红是代表中国的颜色。他们就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彼得·海斯·格里斯所说的“中国新民族主义”。他们用“打到野蛮人”的标语覆盖了美国驻北京使馆的网页，使白宫网页充满愤怒的电子邮件。一位评论家写到：“西方人发明了因特网。但是中国人可以用它来告诉世界：不许侮辱中国！”

政府对待这些网上爱国分子也是非常小心。他们爱的是中国，而非政党，而且领导人也知道他们这种情绪一不小心可能转向自己。中国在2004年关闭了一个民族主义倾向的网页后，有人在网上写到“我们的政府和绵羊一样软弱！”政府有时放任这种民族情绪，有时又管的很严。2005年春，当北京的爱国人士得知日本批准美化二战战犯的新教科书时，他们草拟了示威计划，并且通过聊天空间、论坛、发送文件等方式在网上传播。数万民示威者走上街头，朝北京的日本大使馆扔油漆和瓶子。尽管政府一再警告要制止这种行为，第二周在上海却出现了更大的游行——这是中国数年来最大的游行示威——他们毁坏了日本在上海的领事馆。这致使上海警方一度切断市中心的手机信号。

徐武告诉我中国政府现在已经能够控制这种情况了，但是他称其为“虚拟天安门”，因为网民们现在没必要去天安门了，他们可以在网上做这些，而且有时破坏力会更大。

2004 年一个晚上，唐于朋友吃饭时认识了万曼璐，她是中国文学和语言学的在读博士，她非常优雅，名如其人。她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上好的玉的意思。他们坐在一起，不过仅仅是聊天。唐后来在网上找到了她的名字——小雅，又在复旦的论坛里给她发了私人信息。他们一起排演了一部以《伤逝》为题材的歌剧，这是一个中国故事。

他们两人对于中国的快速西化有着共同的不安。万告诉我：“中国有很多好的传统，但是现在被我们抛弃了。我觉的这些东西需要有人传承。”她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因此唐的谦逊和传统价值观使她感触深刻，她说：“我这代人大部分都过着舒适、幸福的生活，我也是。我觉得我们性格里似乎少了点什么。比如对祖国的热爱，战胜困难的毅力。这些美德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很少见。”

她说：“唐来自那样的家庭，家中没人受过教育，没有人会帮他学习功课，家庭压力也很大。所以他能走到今天这步不容易。”

他们今年春天订婚了。一起走过的岁月中，万见证了唐和一群学生投于复旦一39岁的著名哲学教授丁耘门下。他专门翻译施特劳斯的著作，这位政治哲学家的信仰者包括曼斯菲尔德和其他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的学生埃布拉姆·舒尔基在1999年与人联合撰写了“施特劳斯和世界的情报（这个英文词在这里不是智慧之意）”，并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将这篇文章送到了五角大楼的特殊计划组。从此，施特劳斯的其他弟子就开始嘲笑那些想要用施特劳斯思想影响布什外交政策的人。

我五月份在上海和一些保守派学者吃饭时，见到了曼斯菲尔德，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他穿着一条蜜色巴拿马裤，看起来精神很好。不过其他人对于他的到来所表现出来的小题大做倒使他有点困惑。他在桌上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者喜欢研究施特劳斯？”

丁教授主要教受施特劳斯学中的古典普遍性，并且鼓励他的学生去挖掘中国的古代思想。最近，他告诉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都很悲观。这位教授留着短发，戴着方框镜，喜欢穿那种古典样式的宽大唐衫。丁教授属于改革开放初期年代的人，那时，保守还是一个贬义词，就像反动分子一样。

近年来，保守派的新支的思想恰好符合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愿望，丁教授他们也发展的很好。就像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保守运动恰好迎合了人们要求回到后自由时代的道德，由于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符号的向往，中国古典文化开始复苏。近年来，卖的最好的书无疑是《于丹（论语）心得》，这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于丹做的一门关于儒学的讲座。她在书中写到：“衡量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不能仅看其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百姓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幸福吗？”（批评家却说这是“儒家心灵鸡汤”）

丁教授是在2003年面试时见到唐的。他回忆说：“我当时负责考试。我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很勤奋。”他入取了唐，看到唐和其他学生抵制西化的行动，他很高兴。唐发扬了古典文化。丁说：“我们很西化。不过现在人们开始看中国古代书籍，重新挖掘古文化。”

重拾的自信改变了唐和他的同学对经济的看法。他们发现，世界从中国获利却阻止中国到海外投资。唐的朋友小曾轻蔑地一笑，举了一些中国公司到美国投资的例子。

他说：“华为购买3Com的竞标被拒绝了。中海油收购尤尼科和联想收购IBM部分业务还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如果这不是市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个自由的市场——”

他还没说完，唐就插了一句，“这都是你们美国人告诉我们的。我们打开了自己的市场，可是当我们要收购你们的企业时却遇到了政治障碍，这不公平。”

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很流行，不过这是事实：美国政府总是改变信用度，担心国家安全，反对中国直接投资。不过唐那种受害人的观点也忽视了一些事实：中国在海外其他交易上也有成功的（中国财富基金持有黑石和摩根斯坦利的股票）。虽然中国一步步开放自己的市场，但它也会反对美国公司收购一些敏感企业，比如中国石油。

唐认为美国想遏制中国崛起——一场新冷战——已经超出了经济，延伸到美国政策。尽管一些行为比如支持台湾、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不怎么重要，但是这使中国感觉受到战略围堵。虽然奥巴马此前说如果他是美国总统，他会抵制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引起中国人不满。不过在做民调时，中国人并未显示明显支持奥巴马或是麦卡恩。唐和朋友看了一些网上的选举辩论，不过这些年轻的爱国者却将此看的很开。有一个人在一个关于奥巴马的讨论中说：“无论谁当选，中国还是中国，仍会走我们自己的路。谁能拦住历史的车轮？”

今年春天，唐回上海做视频前在家里干了五天农活。他在网上搜了一些让人气愤的图片，包括通货膨胀，台湾叫嚣独立等题材。他选了一些能引起共鸣的图片——一张举起手臂的人站在国旗的海洋里的图片使他想起了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们”——他还选了其他一些有政治代表性的照片：在巴黎，一位火炬手坐在轮椅上，高举手臂保护火炬 ，防止被一示威者抢走。

为了配音，他在中国的搜索引擎百度里打进“庄重的音乐”，找到很多。他下了一段范吉利斯的音乐，他是希腊一位雅尼风格的作曲家，因电影《火战车》而名声大振。范吉利斯的音乐中，唐最喜欢的就是杰拉尔·德帕的约那部关于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的电影《1492：征服天堂》里的那段。他看了一点，就是德帕的约勇敢地站在大船的甲板上，横跨大西洋那段。他觉得拍的很完美，“那是全球化的一刻。”

唐还加进了毛祖席和奥林匹克田径明星刘翔的图片，两个都是他这个时代的人。短片长六分十六秒。字幕的英文部分有很多错误，因为他当时太匆忙了，却又急着要发布。他把视频传到新浪，又给复旦的论坛发了通知。得知视频大受欢迎后，丁教授很高兴。他说：“我们过去总觉得他们是后现代，很西化的一代人。当然，我知道我的学生很棒，不过其他人呢？我不是很清楚。看了唐杰做的视频和年轻人对它的反响后，我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高兴。”

并不是所有人都高兴。中国的年轻爱国派也有很大分歧。有些人通过谐音，故意把愤青叫成“粪青”。

一位在中国很火的年轻作家韩寒在其博客里写了一篇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他说：“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怎么这么脆弱和浅薄？有人说你是暴徒，你就诅咒他，甚至想打他。然后你说，我们不是暴徒。这就像有人说你是个傻瓜，你就举个大大的牌子给他女朋友的哥哥的狗看，上面写着我不是傻瓜。他可能会看到，可他还是觉得你是傻瓜。”

激进分子可能觉得他们是在海外维护中国的形象，可是并没有成功的迹象。在中国说了一大堆爱国的话之后，金融时报的民调显示欧洲人现在认为中国已经超出美国，成为全球稳定最大的威胁。

但是对于那些追求民主的人来说，这些愤青的出现却让人更惶恐不安。由于时代和教育，唐和他的同学们继承了激进主义遗产。这源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民族主义示威者要求民主和科学。1989年，学生们涌进天安门广场，向政府示威，还做了一个类似自由女神的雕像。明年就是天安门事件二十年了，可是今年春天的事实表明，成功、电脑和西化并没有让中国的年轻精英们变得更加宽容，相反，生活的富足却使更多的人不再去追求那种理想。1989年的时候，学生还会反对腐败和滥用权力。今天，这些问题没有消失反而更严重了。但是年轻一代对这些熟视无睹。他们对国内的大问题没有任何反应，却变得更加功利和投机。这是一家报社编辑李大同对我说的，他直言不讳，也很支持改革。

有一幅漫画讽刺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很无知——在中国叫“六四事件”——因为当权者已经把它从历史上抹掉了。这并没那么简单，现在，只要能用代理服务器，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关于此事件的信息。可是，很多中国人说当时是被误导的，太幼稚了。

唐说：“我们接受那些关于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可问题是怎么去实现。”

我在今年春天见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和专业人士，我们也常常谈到天安门事件。有一次，一个大四的学生问我，她是否可以把1970年美国国民警卫队向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的抗议学生开枪事件理解为一种美国的自由。学环境工程学的研究生刘洋说：“六四在那时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它当时成功了，中国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刘今年二十六岁，他曾觉得自己是个自由主义者。青年时代，他曾和朋友一起批判共产党。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觉得中国政府不好。我们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一个好政府。所以我们仍然支持中共，当然我们也没法推翻政府。他们有部队。”

刘大学毕业时，他在一家石油公司找了份工作。他每个月赚得比父母一年工资还多——父母都是退休工人，靠工资生活。他自己存了些钱，加上奖学金，最终上了斯坦福。起先，他对于那些爱国者对奥运的情绪没什么兴趣，当他看到火炬在巴黎的遭遇后，他觉得非常生气。当火炬传到圣弗兰西斯科后，他和其他中国学生都一路追着火炬保护它。他那时刚到圣弗兰西斯科不久，他们一起约好在他宿舍不远的星巴克见面。他当时是穿着一件Nautica羊毛衫和牛仔裤，骑车过去的。

那天是六月四日，正好是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十九周年。整个下午，在国外的留学生都在讨论这个。刘说那张著名的照片——就是一个人站在坦克前的那张——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让人生气的照片。

刘说：“我们感谢他，他真的很勇敢。不过那代人，他们为中国而战，是想让国家变得更好。那时政府是有些错误的地方。不过，最后中国政府还是用各种办法镇压了该事件。”

加利福尼亚的夜晚很安静，很凉爽。刘边喝着咖啡边说，国内的学生为了推进民主，很喜欢做一些激进的事。他不想冒这个险。他问我：“你靠民主生活吗？你吃的面包，喝的咖啡，这些都不是民主给的。印度有民主，一些非洲国家也有民主，可是他们甚至养不活国民。”

“中国人想，一边是好生活，另一边是民主。如果民主能带来好日子，那很好。不过，如果没有民主我们也能活得很好，那还要民主干嘛？”

火炬在五月回到中国，将最后传到北京。中国人似乎想弥补一下它在国外所受的不公待遇，火炬每到一地，都有非常多人来看。一个下午，我和刘一起看电视转播，那是火炬在上海市郊的传递。

那时，整个中国还处于五·一二四川地震的震惊当中，这次地震是三十年来最大的一次，造成六万九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不过，它也使国家罕见地团结起来，人们纷纷捐款，之前前出现的爱国主义也显出了积极的一面。

这些民族主义者最初的叫喊中就包含着一点暴力的成分，这让人们想起中国的红卫兵——或是欧洲光头党的壮大——这不会那么容易消失的。这种感情在后来的一些丑恶事件后成形了：韩国政府宣布它将驱逐中国煽动者，而中国外交部的女发言人却说示威者的初衷只是想保护火炬的尊严。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成了爱国者的代表。据时代周刊报道，在南加州大学，他们在课上朝一群来访的西藏和尚展示收集的数据和图片。之后又朝其走的方向仍塑料水瓶。学校保安后来把扔瓶子的人带走了。在康奈尔大学，一位人类学教授在给学生放一部西藏的电影时给学生说，在一个中国留学生论坛里，有人让他去死。在杜克大学，中国来的大一学生王试图调和学校里支持西藏和支持中国的人，结果她在网上成了“叛徒”。人们找到她妈妈的住址，在青岛，然后把她家破坏了。她妈妈是个会计，至今还躲着。王说：“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对我来说，不知道也好。”

现在杜克大学是下学期了，王并不后悔说了那些话，不过她说她并没预料到，国内受挫的网民会如此恨她。她说：“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会把气撒在一个人身上。我现在在异国他乡，他们不了解我，所以他们并没有歉意。他们只是随意乱说。”她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回国（她被学校附近的中餐馆认出来后，日子变得很难过）。不过她并不泄气，因为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起先被贬，后来又恢复名声。她说：“这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想想那时人们是怎么对待邓小平的。可是仅仅十年，事情就完全变了。”

后来，外国记者也没再收到恐吓信，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巴黎火炬传递混乱发生后，中国人抵制家乐福的行动也失败了。中国的领导们开始发现中国在海外的形象越来越糟，最后呼吁学生要“理性爱国”。

唐说：“我们并不是要搞暴力。”唐和他的同学只是希望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觉得这和天安门事件没什么关系。不过把声音传到网上，他们也很及时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新闻编辑李大同告诉我说：“他们的愤怒是从想要表达的机会开始堆积的——就像洪水突然冲来。”因为洪水会冲向任何方向，所以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而言，这些新的保守力量也很头痛。他们很敏锐地感觉到崛起的祖国缺少一些引导的原则。曼斯菲尔德在回国后给我的一封邮件中写到：“他们有些人觉得西方的自由主义自身已失去说服力，于是他们转向施特劳斯的保守主义，因为它基于原则，而非自然权利。这种保守主义与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满意一个国家只有现状而没有原则。”

之后几周，唐又做了一系列视频，有关于年轻人的，关于地震的，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没有一个能像第一个那样引起人们关注。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些新的民族主义视频和其它娱乐视频。

我和唐一起看火炬传递时，他说：“你看那些人。每个人都都觉得这是他们的奥林匹克。”

人们大卖T恤、大大的中国旗、头巾和小国旗。唐让我等到火炬传完后再买，因为那时价格可以降一半。唐拿了一个塑料袋，装满鲜红的围巾，就像中国的少先队员围的那种。少先队员有点像社会主义童子军。他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咧口笑了笑。他还给个过路的年轻人一条，被礼貌地拒绝了。

那天雾很大，空气有点不好，不过气氛却很好。随着火炬到来的临近，镇上的人都赶来看了：有穿着黑西装的男士，满身是汗，不停地弄平头发；有戴着黄帽穿着农用橡胶鞋的建筑工人；还有穿着一身类似海员的服务员。

一些年轻的观看者还穿着印有“热爱中国，反对分裂，反对藏独”的T恤。这在最近很流行。我们附近的人都挤来挤去想找个好位子。一个女人靠着灯柱，一个带红巾的男人爬上了树。

周围人的激情使唐觉的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更有信心，他觉得中国的未来属于他们这些人。他说：“站在这，我能深深感觉到中国年轻人的情绪。我们很自信。”

警察封锁了道路。人群一阵激动。每个人都朝封锁线挤，从别人脑后看。不过唐却退到后面。他是个宽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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